以张衡的<归田赋>为例,说明汉赋在内容上和体制上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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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是汉代最流行的文体。两汉四百年间,一般文人都致力于这种文体的写作,因而盛极一时,后世往往把它看成是汉代文学的代表,在文学史上有所谓“汉赋”的专称。

一、含义

在先秦赋的含义有二:不歌而诵谓之赋;或指《诗经》创始的与比兴并列的,以铺陈直叙为特色的诗歌艺术表现手法。到汉代发展为一种独立的文体,其特点是:内容上侧重于状物叙事,形式上介于诗和散文之间(韵散相间、半诗半文)。

二、辞与赋的区别

1、赋源于辞,然二者是两种不同的文体。楚辞是战国时代产生在楚国地区的一种新诗体;汉赋是适应汉代宫廷需要而发展起来的一种半诗半文或称带韵散文的作品。

2、内容上,“辞”侧重于抒情,“赋”侧重于状物叙事。

形式上,“辞”纯用韵文,“赋”则韵散兼用。

三、发展与流变

1、汉初到武帝即位的六、七十年间为汉赋的形成期。该期的辞赋主要是楚辞的余绪,称为骚体赋或骚赋。内容上侧重于抒情,多是抒发作者的身世、感慨及政治抱负;形式上用带“兮”字的语句,却已散体化了,显示着由楚辞向汉赋过渡的形态。代表作家作品有贾谊的《吊屈原赋》、《鵩鸟赋》;淮南小山的《招隐士》;枚乘的《七发》标志着新体赋的正式形成。

2、武帝至东汉中叶的二百年间为汉赋的兴盛期。形式上篇幅较长,结构宏大,多采用主客问答的形式,韵散相间,长达千言。内容上“铺采摛文,体物写志”,润色鸿业,劝百讽一。被称为大赋(体物大赋、散体大赋)

此时的作家作品最多,尤其是武帝、宣帝时代,汉赋达于鼎盛。《汉书·艺文志》著录汉赋九百余篇,作者六十余人,大部分是这一时期的作品。而从流传下来的此时的赋作看,以铺张扬厉的手法和博富绚丽的词藻,对汉帝国威震四邦的声势、新兴都邑的繁华、水陆物产的丰饶、宫室园囿的富丽以及皇室贵族们田猎、歌舞时的壮观场面等作穷形极貌的描写,显示了绵密细致、富丽堂皇的风格特征。从思想感情说,他们一方面对当时的国势和一时文物之盛进行夸耀,充满自豪的感情;一方面又对统治者挥霍资财、追求享乐的行为流露出不满,并进行委婉的劝说和讽谏。

大赋兴盛的原因:武帝时,汉朝国力鼎盛,国威显赫,为赋家提供了铺张描写的对象,宣扬大汉帝国声威,对统治者歌功颂德并委婉讽谕的主题;汉朝君主本为楚地人,好辞赋,大赋为皇帝所喜爱。

代表作家作品:司马相如 《子虚赋》《上林赋》代表了汉大赋的最高成就。

东方朔 《非有先生论》《答客难》

王 褒 《洞箫赋》

扬 雄 《甘泉赋》《羽猎赋》《长杨赋》《河东赋》

班 固 《两都赋》

3、东汉中叶至汉末的百余年间为汉赋之衰微与转变期。小赋(抒情小赋)。侧重抒情,形式上一反大赋的结构宏大、堆金铺玉,篇幅短小而文辞清新。

从内容体制风格上都开始有所转变,先前那种歌颂国势的声威、美化皇帝的功业,专以歌功颂德、夸多斗盛为目的来创作的散体大赋显著减少,而反映社会政治的黑暗,讥讽时事,抒情咏物的短篇小赋开始兴起。这一转变主要是因为当时社会状况有了巨大变化。东汉中叶以后,宦官外戚争权,政治日趋腐败,加以帝王贵族奢侈成风,横征暴敛,造成社会动乱频仍,民生凋敝。面对这种社会现实,文学家不能不有所感受。如果说东汉以前汉帝国强大的形势还使一些文人为之鼓舞,使他们有某些奋发蹈历的精神,那么这时的社会政治现实就只能使之失望,已经无“功”可歌,无“德”可颂了。而且在武、宣之世那种献赋得官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倒是与朝廷分庭抗礼的名士,反而受到社会的尊重。这就使赋的题材有所扩大,作家写作态度也和过去有所不同。开始这一转变的作家是张衡,表示这一转变的作品是《归田赋》,此外还有蔡邕的《述行赋》、赵壹的《刺世疾邪赋》、弥衡的《鹦鹉赋》。

张衡是著名的科学家、文学家。其文学创作以诗、赋为主,尤以赋著称。其赋今存十三篇,以《二京赋》、《归田赋》最负盛名,前者创汉赋长篇之极轨,后者开后世抒情赋之先河。《归田赋》约作于顺帝永和三年(138年)张衡免官归家时。它是我国赋史上第一篇以描写田园生活和乐趣为主题的抒情小赋。它的出现,也标志着我国辞赋由事类大赋向抒情小赋的转变。全赋紧扣“归田”,表达了对黑暗现实的不满和和仕宦的苦闷。艺术上也有突出的特色。其一,善于捕捉自然界中具有典型意义的优美景象,以景寄情,情景交融。其二,摆脱了大赋铺采摛文、堆积辞藻、排列词汇、刻意雕凿的旧习,一改而为自然、恬淡、活泼、流畅的新文风。尤其通篇用韵,并随内容和抒情的不同,四次换韵,更使全赋音韵铿锵、流丽和畅。其三,摆脱骚体束缚,多用对偶,几近骈体,但精工而不失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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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赋的时代精神的变迁

汉赋以其华丽的词句、浩大的篇幅、铺排的气势,在高度繁荣统一的数百年封建王朝中,卓然为两汉时代的文学之标志。当然,终汉一朝,并非总是强大繁盛;终汉一朝之赋,也并非总是华赡扬厉。它在一种总的气势倾向中,还暗含着波转流动的变化。若以文学的眼光进行观照,这种变化其实也昭示着时代精神的变化。
所以,尽管汉赋的流变有种种分类方法,按照汉赋的时代精神的变化,可以将汉赋分为四个发展阶段。即:失志之赋;御用之赋;经儒之赋;自我刺世赋。当然,为了避免行文的繁琐与没必要的争议,笔者特此强调,这种时代精神仅就主流而言,并不涵盖社会精神的每一方面。
失志之赋:从汉初至景帝时期,汉高、吕后有修养之心;文帝、景帝有绥民之愿;萧何、曹参有抚民之能;周勃、陈平有匡扶之劳。社会总的精神是励精图治,安邦定国。但在政治逐步趋向稳定与繁荣的同时,也蕴构了盘根错节的权势力量。而贾誼、晁盖以补天之志,决心在前人的基础上补缺残漏,削弱诸侯,实现封建帝国的大一统。就不免与既定的权势相冲突,结果贾氏壮志难酬,贬向边荒之地。于是感而作赋,遂成《吊屈原赋》《鵩鸟赋》之失志绝唱。书生意气、满怀激情都化为一腔幽愤。这是忧国之士的失志之赋,愤懑、无奈、慨叹、悲苦、斗志都化而为赋,这种精神直承屈原的爱国情怀,但太平之世的忧愤毕竟不可与亡国乱世的忧愤同日而语。屈原那“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气概在贾生的赋中无处可寻。他简直把忧国忧民的情怀内化为一种自我排遣,而这就是失志之赋的时代精神的灵魂之所在。 与此相应,贾誼之赋,未脱骚体之痕迹,时时出之以骚体句式,并夹以散文章法,运用骈俪成分,但他并不具有华美的辞藻、博大的气派和浪漫的气质,而只是一种实实在在、真真切切的抒发。它时有铺排夸张,也时有气势流贯的议论笔法,然而其字句却坚实质朴,表达坦诚直率。
御用之赋:武帝时期,国家空前强盛,中央高度集权,社会经济一片繁荣。武帝多欲而好大喜功,为相者闲来只会争权夺利,如魏其武安后的你争我斗;为将者凭借强大的军事力量贬抑英雄却名扬四陲,如卫青、霍去病对李广的迫害。这样强大的大一统政权,需要的只是锦上添花、歌功颂德,于是御用之赋应运而生。为迎合统治阶层的心理,此期汉赋极尽描绘之能事,从山川方物到都城宫室无不进行绵密细致的工笔描摹和夸张修饰。相应地,骚体赋不能适应这种铺叙描摹的要求,散体赋随之成为赋坛的主宰。它集诗、骚、赋之所长,论天下之精微,理万物之是非。描物则物象纷成,气势恢宏;说理则云词巧构,腴丽缜密。显示出一种“苞括宇宙,总揽人物”的“赋家之心”。①然而,在这铺张夸饰、宏篇巨幅中所显示出来的雄视一切的气魄和包罗万有的眼光、胸怀并不是汉赋的时代精神的真正表现。最本质而言,此期汉赋气势愈大,气格愈低。赋家所为,无非是极尽谄媚夸饰之能以邀宠于人主而享富贵之实,御用之赋的时代精神也就体现于此。他们既无前辈贾生忧国忧民的情怀,也无同代史家的理性反思精神。虽然每赋之后都有讽谏之词,但仅仅只是顺应一种既成的潮流,并非赋家自身精神的外化。所以,不管他们在文学史上多么重要,在时代的浪潮中充其量也就是一批御用文人而已。这一点他们自己也略有意识,枚皋曾慨叹赋家被人视为倡优,颇“自悔类倡”。②元人马端临说得好,武帝时“虽文学司马相如、枚皋、东方朔辈,亦俱以俳优蓄之,因未尝以要职。”③ 鲁迅先生说得更为精辟:“中国的开国雄主,是把‘帮忙’和‘帮闲’分开来的,前者参与国家大事,作为重臣;后者却不过叫他献赋做诗,‘俳优蓄之’,只在弄臣之列。”④
此类赋以枚乘的《七发》开其先声,到司马相如的《上林赋》《子虚赋》登封造极,其后一直延伸到东汉时期。
司马上述两赋,用宏篇巨构对诸侯先扬后抑,以突出中央王朝的声威和强大富庶。为了表现出富丽、堂皇、华贵的气象,司马氏将天下地上,古往今来的相关的一切声、形、光、色都汇聚笔下,集中描摹,呈现出宏丽博大的浩然之美。当然,也难免板重堆砌之弊。这是一个具有艺术天才而没有崇高情怀的御用文人的必然表现。
经儒之赋:宣帝时期,武帝所确立的儒家独尊地位进一步得到巩固,赋家精神已经略有变化,他们不再是被儒家所牵制,而逐步转向于自身为儒;到扬雄时代,变化尤为显著;东汉初班固之时,这种变化基本完成。作赋之人,首先是儒学饱读之士,所以,赋虽不乏御用之作,但其时代精神中贯注着经学儒学气质,故笔者称之为经儒之赋。
其表现就是篇幅日益宏大,而体制与内容难出前人窠臼,无非也是铺陈排比,歌功颂德。但它与御用之赋的不同在于:其高唱颂歌并非为自己谋富贵,而是发自内心的真诚讴歌。经儒之赋以班固为典型,他接受一整套的封建正统思想,为学严谨而头脑拘泥,热爱刘汉王朝而真心拥戴与歌颂。其《两都赋》竭力非议秦政、西汉末世、王莽新朝,高歌东汉王朝,神化汉光武帝。同时沿袭司马等人旧习,极力铺张堆砌,辞藻华赡富丽。内容上艺术上都无所创新。而张衡的《二京赋》、《南都赋》如同出一辙,只是篇幅更为宏大。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经儒之赋成为主流精神的同时,御用之赋依然拥有市场。
自我刺世赋:东汉末年,封建王朝急剧走向衰弱,那种“润色鸿业”的题材内容和歌功颂德的赡丽文字失去了存在的现实基础。其时,宦官与外戚交替专权,堵塞士人的经国之路,赋家的粉饰之径。汉末文人在强调和维护传统的同时,又必须修正传统、重建自我,对文化心理结构和行为方式进行调整。于是他们由独尊儒术转而为折衷儒道。儒重群体规范,道重个人自由。汉末文人之调和儒道,必然使其思想行为偏离正统。反映在文学方面,也必然在注重外在事功的同时,又热衷于表现个体的内心体验。此外,文人目睹社会黑暗,感慨良多,刺世之赋随之出现。国家之势愈衰愈微弱,体验之心愈深愈痛苦,刺世之情愈强愈激烈,辞赋的篇幅就逐渐缩小,呈现出抒情化、小品化、诗化的特点,气势恢宏的散体大赋从此一去不复返。和帝时期的张衡能有《二京赋》、《南都赋》这样的长篇巨制,顺帝时期的张衡就只能写出《归田赋》、《思玄赋》这样的小品文字。这是时代精神感召之下的必然结果,这也是赋家关照内心自我以抵抗无奈的现实的必然体现。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辞赋才以情感的丰富性和真实性体现出人的价值并同时获得了诗的意义。此期代表作品除了张衡的之外,尚有蔡邕的《述行赋》、《青衣赋》、《霖雨赋》、《蝉赋》赵壹的《刺世疾邪赋》等。他们或以深厚的感情抒发内心体验,或以强烈的激情批判黑暗现实。故被称为自我刺世赋。
综而观之,贾谊之赋心忧天下而伤己之怀;司马之赋,歌颂河山而谋己之利;班固之赋,粉饰太平而托己之意;蔡邕之赋,指斥现实而忧己之祸。这种时代精神的变迁反映在赋作家方面就呈现出自我的递进式:忘我――丧我――无我――忧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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