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懂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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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知道为什么投资,消费,出口是经济增长的3大推动力这里专家的回答会让您满意

一、经济增长中资本作用的理论分析
  资本作为生产活动的基本要素,在经济增长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奠基者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认为,国民产出的增长是由两个因素决定的:一是资本的不断积累;二是社会分工。分工是经济增长的起点,资本积累则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因。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成者、英国经济学家李嘉图把资本看成是“间接的”或“物化的”劳动,是价值增长的源泉。英国经济学家穆勒在《政治经济学原理》中也非常强调资本积累的重要意义,并集中分析了资本积累问题,认为储蓄率是经济发展的主要约束条件。
  在早期的发展经济学文献中,资本更是被赋予了压倒一切的重要意义,以致唯资本是论。经济学家认为,资本是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高度稀缺资源,资本的形成、规模、结构是影响和制约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和基本约束条件。
  根据英国的罗·哈罗德和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埃弗赛·多马提出的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型:
  附图
  由于资本——产出比例被假定不变,产出的增长率取决于储蓄率,从而论证了要想获得持续的经济增长,必须要有稳定的资本形成,否则就会阻碍经济的增长。哈罗德——多马模式得出了一个十分明确的理论:资本的不断形成,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决定因素。
  在此理论基础上,美国经济学家诺克斯于1953年提出了“贫困的恶性循环理论”。他将发展中国家长期贫困的原因归结为经济增长停滞和人均收入低下,而经济增长停滞和人均收入低下的根源又在于资本匮乏和投资不足,正是总供给和总需求两方面存在的“恶性循环”阻碍了经济增长。正如诺克斯所说的:“一国穷是因为它穷”。
  瑞典著名经济学家缪尔达尔于1957年提出的“循环积累因果关系理论”与诺克斯理论大意相近。他指出发展中国家陷于累积性循环困境的原因在于资本形成不足和收入分配不均等所导致的收入水平过低。美国经济学家纳尔逊、罗森斯坦—罗丹和利本斯坦等认为贫穷国家要摆脱恶性循环,必须在投资上努力“大推进”,通过“临界最小努力”跳出贫穷的“低水平均衡陷阱”,以求得平衡增长。
  美国历史学家W.W.罗斯托在《经济增长的阶段》一书中认为经济起飞的条件之一就是把投资率提高到国民收入的10%以上。刘易斯在所著的《经济增长理论》中认为“经济增长理论的中心问题是要理解一个社会从储蓄为5%变为12%的过程,以及伴随着这种转变而来的态度、制度和技术方面的一切变化”。
  1949年~1951年,在由美国当代杰出的经济学家W.A.刘易斯、T.W.舒尔茨所作的题为《对不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措施》报告中,突出强调了资本积累问题,认为如何提高资本形成率是发展中国家极其紧迫的问题。美国经济学家安古斯·麦迪逊系统地考察了1950年~1965年间22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情况,分析结果表明,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55%。纳迪里对同一时期的不同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得出了类似的结论: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发展中国家要大于发达国家,资本形成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源泉,是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纵观有关经济增长的理论,我们不难看出:在很大程度上,一国或地区经济增长的启动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该国或地区如何解决好资金来源问题,二是自身资金积累能力和引进外部资金能力。发展中国家要想取得经济腾飞,必须克服资金的“瓶颈”制约。
   二、西部地区的融资现状
  80年代以来,我国政府从大局出发,实施了优先发展东部的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战略。西部地区经济基础原来相对薄弱,资金、技术、人才等要素供给缺乏,自然资源禀赋上的相对优势也因区位、政策劣势和投资收益率低下而严重削弱,即所谓的“贫困的恶性循环”,从而出现了东西部发展不均衡,从东至西经济走弱的区域特征。与东部相比,西部地区经济落后主要表现在经济总量小和经济增长速度缓慢等方面。见表1。
   表1 西部在全国所占经济总量和资金的利用比例
  附图
  注:表1系笔者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0、2001年版,《中国金融年鉴》2000版整理而成。
  1999年、2000年占全国国土面积56.85%,全国人口23%的西部地区的GDP比重仅接近于全国的14.8%。导致西部经济落后的原因固然很多。但投资不足显然是其中的重要一项。1999年、2000年西部的固定资产总额分别为4494.32亿、5103.74亿,仅占全国15.05%、15.5%。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更是少得可怜,1999年、2000年分别仅占全国的2.8%、3.0%。储蓄率和投资率的低下影响了资本形成,导致西部地区资本存量及增量的不足。在区域资金配置方面明显呈现东西部配置不均衡的特点:1999年末西部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为14498.68亿元,货款余额为13886.74亿元,仅占全国金融机构存货款余额的13.33%和14.81%。这远远不能满足西部大开发对于资本的需求。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资本市场作为融通资金、优化资源配置、调整经济结构的重要途径,极大地促进了经济增长。西部地区在资本市场上偏居一隅,远远滞后于其它地区,见表2、表3。
   表2 1999年西部筹资情况
地区   新股(亿元)   配股(亿元)   总额(亿元)
西部    67.41      48.35       115.76
全国    531.35      288.93       820.28
比例    12.69%      16.73%       14.11%

  
   表3 历年西部与全国上市公司数量
地区   1994年  1995年  1996年  1997年  1998年  1999年
西部    35    42    84   127   148   164
全国   291   323   530   745   851   954
比例  12.03%  13.00%  15.85%  17.05%  17.39%  17.19%

  
  注:表2、表3均引自《中国证券报》2000年3月3日18版。
  西部地区本身资金积累尚且不足,然而在资金追逐利润的情况下,一部分西部资金通过银行间融资体系流向收益高而且安全的东部,另外一部分资金又通过资本市场上购买东部大量的证券等方式流向东部。资金逆流的“虹吸效应”使得西部资金“贫血”更为严重。
  西部大开发需要巨额资金,然而传统的融资方式已不可能解决西部发展的资金缺口。如果单纯依靠西部地区的自身资金积累或者中央财政转移支付都是不现实的。当今国内外经济形势已经发生深刻变化,导致西部地区发展经济的不利条件明显增加。90年代以来世界主要能源、原材料及其他资源产品的全球性生产过剩,使西部地区寄希望于凭借资源优势,进行大规模资源开发,依靠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以加快西部经济发展的设想面临严峻挑战。生态环境的脆弱与恶化,工业化与可持续发展的矛盾加剧,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使得工业化水平扩张模式存在的条件不复存在,从而大大限制了西部地区的工业化进程。其次,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进入攻坚阶段,西部大开发依靠改革释放动力的难度加大。随着改革的深化推进和国际形势的变化,国家必须着手解决一些迫切的全局问题,如解决再就业,确保经济增长,规避金融风险,加强国防等发展难题。中央财政收支更为紧张,国家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不断下降。国家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31.2%下降至1995年的10.7%,2000年这一比例也仅为15%。近年来,国家所直接掌握的预算内资金已经十分有限,财政预算内资金占全社会固定投资的比重已由1981年的28.1%下降为1996年的2.7%,2000年虽有所回升但也仅占6.4%。国家财政收入回旋余地小,国家主要财政目标指向被迫调整,用于支持西部开发的能力因而受到限制,即使国家把其所掌握的全部资金投向西部地区,也只能是杯水车薪。因此,西部地区若仍抱着“等、靠、要”的固有思想,企图依靠中央政府大规模投资启动西部地区经济是不切实际的。
   三、西部融资与经济增长的互动
  西部经济增长的推动力是资本要素的积累和流入,而资本要素的净流入在市场经济运行体制中,关键取决于资本要素在西部收益率的高低,资金收益率的提高相应会带动技术、人才的流入。目前西部地区由于本身不能克服的区位劣势以及历史遗留的经济弱势,难以吸引资本流入。
  要加快西部经济增长,解决制约西部经济发展的资金问题,西部地区必须树立改革创新意识,运用新思维、新方法,依靠市场机制,培育资本市场,采取多方位、灵活有效的融资方式和渠道,通过国家资金的注入,以“四两拨千斤”,启动并诱导多元化的投资主体和社会资金,使之流向西部地区,从而带动西部经济腾飞。
   (一)通过对西部财政税收的扶持促进西部经济增长
  适时提高中央财政投资资金在西部地区的比例,建立规范化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有目的、有重点地将财政资金集中于一些具有较强的外部效应和规模效益的项目,比如公路、铁路、机场等基础设施建设。政府投资要充分发挥先导性投资作为“领头羊”的作用,将有限的财政资金用在刀刃上,为后续的资本创造一个良好的投资环境,充分带动全社会投资。
  1.发挥财税政策的杠杆作用,引导东部地区的资金向西部转移。允许西部实行差别税率制,对符合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关联度高、带动外部效应强的投资给予税率优惠。税收返回的政策,以扶持支柱产业和高科技产业。或者通过一部分财政资金以财政贴息、财政参股等多种方式引导社会资金参与社会公共设施投资,发挥财政政策的杠杆作用和“乘数效应”,创造能与东部地区竞争的条件和环境,弥补市场缺失,提高西部地区的资本利润率,增强对外部资金的吸引力,为东部地区的经济向西扩散创造条件。
  2.发行长期性西部开发特别国债,保持西部经济增长。可以考虑中央赋予西部地区省一级政府一定的融资权限,以省级财政为担保,发行区域性中长期建设债券,吸引社会闲散资金,用于能源交通基础建设、重点行业的技术改造和高新技术产业化、科教基础设施建设等。通过将一部分储蓄直接转为有效需求,发挥更好的财政扩张效应,保持经济增长,还可优化产业结构,为经济持续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3.在西部地区或全国发行多种形式的彩票募集资金,为西部经济增长奠定良好基础。在加强管理的前提下,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多种发行方式,加大返还比例,吸引广大群众参与,将社会闲散资金聚集起来,真正做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用以支持西部大型重点工程建设或加强社会保障体系,使西部经济的增长有后劲。
   (二)开放西部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促进西部经济增长
  在金融方面,国家必须改变货币资金配置的不平衡状态和金融政策“一刀切”的做法。应考虑对西部实施有区别的货币政策,进一步开放西部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以促进西部经济发展。
  1.强化信贷支持力度,为企业提供融资的方便。在西部中心城市建立中国西部金融中心,成立西部开发银行,统一组织经营西部大开发所需的投资项目,信贷融资等银行业务。强化银行信贷支持,包括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的信贷投入。将筹集到的资金作为重大基础的资本金,重点企业技术改造的配套资金,以及支持私营、个体等非国有中小企业发展的专项贷款。
  放宽投资领域,大力支持西部地区进入国际资本市场融资,尤其要充分利用BOT融资和资产证券化融资这两种国际上通行的融资手段,使企业融入到国际资本大市场,学习国外市场先进的资本运营理念和管理手段与经验,加快国内外信息市场沟通的步伐,提高我国大型企业在国际上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对于外资从事农业开发与基础设施建设,国家在配套资金、经营权、外方控股权等方面给予优惠,鼓励东部地区的“三资”企业“西进”。这对西部经济增长的作用是十分明显的。这些西进企业往往是所在产业的技术领先者。他们为西部所带来的高新技术直接促进所投资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通过技术扩散对当地的国内企业起技术创新的示范作用。
  2.优化区域金融组织体系。一个地区的金融机构越多,那么引入的资金也会越多。入世后,央行在市场准入限制上应向西部倾斜。目前西部金融机构数量偏少,应对西部实行有差别的金融机构设置管理条件,适当降低西部地区设置区域性商业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在资金、营运规模等方面的要求,大力促进西部地区各类金融机构的发展。同时加大西部地区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的力度,在若干中心城市设立外资银行。积极引导外资金融机构“西进”,使其享有相当甚至高于沪、粤的金融政策。
  设立国家西部开发专项基金,由中央和地方共同承担,多渠道筹集资金。中央财政专项拨款占主要部分,各省市根据其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收入能力划分不同等级确立出资比例。将专项基金用于西部基础设施和重点产业的投资补贴,以弥补市场失效。
  3.建议实行差别法定存款准备金政策。赋予西部区域的人民银行分行一定的准备金浮动权和再贷款权,对存贷款利率也可允许有适当幅度的浮动。在利率尚未市场化的条件下,中央银行对中、西部地区的贷款利率应有别于东部地区,使其与西部地区企业的经济效益和承受能力相适应。为了增强西部金融机构的竞争力,可适当调低中央银行对西部金融机构贷款利率,同时对西部金融机构在税收和利润留成上给予一定优惠,提高其贷款积极性,支持西部企业建设。
  4.加速培育资本市场,通过资本市场解决西部地区的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的战略性调整,促进西部地区经济增长。资本市场具有资本聚集的功能,能够在短期内增加企业的长期资金来源,适合大规模的西部经济开发和建设。首先,大力发展股票市场,扩大西部地区符合条件的上市公司的数量。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繁荣与证券市场的发展密不可分。西部地区政府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树立改革创新意识,要在规范运作,明晰产权的基础上,对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革,力争更多的公司上市。当地政府必须树立新思维,舍得“靓女先嫁”,把一批质量高、效益好的规范化企业推荐上市,而不能像过去一样以企业脱贫解困为目的“圈钱”。而且,应充分利用上市公司的“壳”资源,支持现有上市公司进行资本运营,通过产权、股权、债权等交易实现企业资产重组和整合,优化资源配置,将固有资产尽快退出并变现,并带动关联企业的发展。通过创造上市公司在资本市场的良好示范效应,以增强国内外资金进入西部的信心和吸引力,同时也为自己及其他西部企业进入资本市场融资创造有利的条件,以形成“双赢”局面。其次,鼓励高科技风险企业在创业市场融资。风险投资是高科技企业的“孵化器”。体系健全、资金实力雄厚的风险投资机构,能为科技成果向生产力转化提供经费支持和服务,促进西部地区的科技创新,加大西部企业的科技化,提升其竞争力。对于一些外向经济程度高,竞争能力强的企业,可以认真遴选,积极推向海外市场,如美国纳斯达克市场,香港创业板市场等。一些规模较小、改制规范,但暂时不够交易所上市资格的股票,可创造条件,争取在区域内证券交易中心开展柜台业务,安排区域内尚未公开上市的股票进行柜台交易,活跃本地的资本市场。第三,建议在西部地区中心城市开辟期货市场交易所。我国西部地区资源丰富,自然禀赋得天独厚,大量的有色金属、石油、天然气等自然资源急待开发和利用,西部期货交易所的运行有着天然的优越条件。因此可考虑在资源主要集散地建立期货交易所。如在昆明成立中国有色金属期货交易所,在乌鲁木齐成立棉花期货交易所。在风险控制的前提下,西部地区应加大对期货市场的扶持,培育实力雄厚的期货经纪公司,积极引导企业开展套期保值业务,回避或分散价格波动的风险,以达到锁定收入成本、保障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充分利用中心城市的区位优势,发挥其作为物资、信息集散地的幅射功能,加快商品物资流通,促进区内外经济循环,稳定与发展社会经济。第四,为扶持高科技风险产业和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积极发展区域性产权交易市场,积极稳妥地建立产业投资基金,尤其要大力发展以股权方式直接投资的中外合作产业投资基金。投资资金不足和资金使用效率低下,一直是制约基础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主要因素,发展产业投资基金特别是中外产业投资基金是实现科技产业化和加强基础产业的有效途径。产业投资基金作为一种新型的投融资方式日显重要,是加快基础产业建设,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等的强劲助推器。中外合作产业投资基金可以借鉴国外的先进管理经验和技术,通过规范、透明的市场化操作吸引国内外社会闲置资金,分散市场投资风险,还可以向企业注入资金,将企业从巨额债务中解脱出来,按照市场机制塑造新型投融资主体,改变以前财政拨款或银行贷款的软约束投资方式,因而有利于企业的股份制改造,转换经营机制和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四、结论
  西部大开发,是国家调整区域经济结构、缩小地区间差距的重大发展战略,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总体上属于一种投资推动性经济,保持着“高储蓄、高投资、高增长”的良好态势。资本的积累对整体经济的增长有着决定性的作用。
  资金匮乏是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关键问题。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西部大开发就是一个资本不断积累和流入的过程。当然,根据全要素经济增长模型以及重视人力资本的新经济增长理论,一个地区的经济成长还离不开技术、人才、知识等的相关因素的推动。但是,这些生产要素最终都要归结为资本收益的高低。资金收益率提高会相应带动技术、人才收益率上升,吸引技术和人才要素。资本和其他生产要素的良性互动就会将经济增长的列车推上持续增长的快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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